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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慰慈: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 从没有动摇过

日期:2018-05-06 22:57|来源:网络整理

 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,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。为了挖掘、保留这些珍贵回忆,北京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推出“北大记忆”系列报道,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,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,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。

  本期“北大记忆”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、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先生。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了解一下吴慰慈先生与北大的故事。

  口述:吴慰慈

  记者:

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7级硕士生曹雪盟

  北京大学药学院16级本科生刘博涵

 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16级本科生贺依林

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6级硕士生毕梦静

  编辑:

  北京大学中文系15级本科生田淼

  摄影:刘学红

教授简介:

  教授简介:吴慰慈,男,1937年生,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、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1961年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任职于天津市图书馆,1973年回北京大学任教。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、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。2005年被评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。曾兼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、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,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。

  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,第一部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的主要执笔者和第一部示范性教材《图书馆学基础》(1981年)的主要参与者。曾多次参加中美图书馆界高层论坛并担任组委会副主席,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华盛顿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讲学。一生出版著作18部,发表学术论文320余篇。2017年12月出版《图书馆学文稿:吴慰慈自选集》,入选“北京社科名家文库”。

  “大学四年从没逃过课”

  记者:得知自己考上北大之后,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?

  吴慰慈:1957年是我的进校年,那一年北大在我们枞阳县就录取了我一个人!当时的县长还特意到我家去祝贺,说我为家乡争了光。所以当时我非常高兴。1957年9月,北大开学,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,就自己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坐上了从合肥开往北京的火车。

  记者:担子里装了些什么?

  吴慰慈:担子的一边放着一床被子,另一边放了一个小箱子,大概有三四十斤重。当时的火车停在前门火车站,北大派了校车迎接新生。我一看到北大校车,心里就特别激动、特别高兴,很兴奋很兴奋!上了校车以后就感觉好像到了我的第二个家了。

  记者:您当时住在哪个宿舍?

  吴慰慈:我记得我在北大住的第一个宿舍是30号楼,当时叫30斋,123室。这个楼现在已被拆掉,盖起了新的。当时听说要拆,我心里还很留恋。回想起当年,宿舍很简陋,很拥挤。三张双层床,一间屋子住六个人,一个人有一个小桌子,桌子很小,每人床底下有个放衣服的抽屉。

  记者:当时的食堂怎么样?

  吴慰慈:食堂就主要是大饭厅和小饭厅。我比较喜欢吃新疆的抓饭,里面有菜有饭还有点肉沫,菜主要是白菜、菠菜、胡萝卜,很便宜。当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拿助学金,我拿的钱最多,每个月12块5,但生活也很艰苦。

  记者:学校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?

  吴慰慈:老师讲课好。北大老师讲课跟中学完全不一样,他们都是围绕专题来讲,讲得很生动。我在北大待了四年,从没有逃过课。因为老师讲得太好了,少听一节课都是很大的损失。

  记者: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课?

  吴慰慈: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科技概论,都是一些著名的教授来讲。生物学名家沈同、还有化学家张青莲等都讲过这门课。数学系的陈铎教授不仅讲课娓娓道来,仪态也很好。那个年代人穿西服的人很少,但是陈铎教授每次上课都会穿一身笔挺的西装。还有鲁迅先生的好友川岛先生(章廷谦),讲课慷慨激昂,资料丰富,论述很全面,让我印象深刻。

  记者:您在中学时英语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,大学时是如何学习外语的?

  吴慰慈:那时候学校要求学俄语,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,也不应该把它丢掉,多掌握一门外语总是好的。所以我经常去英语系蹭课旁听自学。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,而且不满足于老师课上讲的知识,求知欲很强烈,所以经常自己去图书馆找一些外国的书来看。当时的教学计划基本上都是向苏联学习,所以我看的也主要是苏联图书馆学方面的书籍。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时,我先走了一步。虽然最开始看俄语原版书有困难,但是大概过了三个月,我就基本没障碍了。英语和俄语就像我的两条腿,让我能够看懂许多外国文献。

  记者:您当时每天的课多吗?

  吴慰慈:每天都有很多课。我当时从没想过要当专家,只想把自己的专业学好。在北大的四年里,我学到两个东西:一个是怎么学专业课,那就是不要好高骛远,要脚踏实地、踏踏实实地多看文献;另外一点,就是怎么搞科研。在这一点上,王重民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。他教会我如何收集资料、建立资料档、分析资料、提出观点,告诫我们做研究要谨慎,不能轻易下结论,结论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,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我当时做了很多小卡片,用来收集资料,全是一笔一划手写的,现在都还留着。可能短期内看不出什么效果,但时间长了以后,特别有助于提高对文献的熟悉度,也就为搞科研奠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础。

  记者:您是如何在四年里保持这么高的学习热情的呢?

  吴慰慈:其实在高考之后报志愿的时候,我并没有想太多,是比较盲目的。但是等我来到北大之后,心里只有一个想法,就是既然来到这个专业,就要在这个专业里做点事情。北大是中国的高等学府,我能考上北大,就要珍惜机会,好好学习。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写着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的校徽,我只要出门就必然要戴上这个校徽,感觉非常自豪。我决定努力学习,不能给北大丢脸。

吴慰慈: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 从没有动摇过

  “一颗红心,两手准备”

  记者:毕业之后您是如何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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